媒体报道 | 对话傅衍教授：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抗病育种的工作
我国虽然是养猪第一大国，但生产效率距离养猪强国仍然有不小的差距。比如，每头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，美国平均水平是25.28头（2018年，PigCHAMP对标报告），而中国只有19.49头（2019年，微猪数据年报）。
差距如此大，既是因为我们的规模化养猪仍处于上升期，养猪供给侧仍需进行结构性调整，也是因为我们没有高性能的种猪群。猪场硬件条件、生产技术、管理理念等都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增加投入、引进人才、增强培训等方式得到快速提升，而高性能种猪则需要经过持之以恒地育种选育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实现量变到质变。
而非瘟的暴发，则对种猪育种提出了新要求。为了解非瘟环境下种猪育种面临的挑战，从而为养猪企业提供可行性建议，爱猪网独家专访了天邦股份首席科学家、史记生物副总裁、天邦研究院副院长傅衍。傅衍教授向记者分享了他的育种经验。、
史记共享CG美国基因组抗病信息，开展全球联合育种
爱猪网：傅教授您好，感谢您接受爱猪网的采访。作为天邦股份首席科学家和史记生物副总裁，请问史记生物在育种方面的防非理念是什么？
傅教授：非瘟环境下的育种，首先还是要强调生物安全，既有核心场、公猪站的生物安全，又有种猪运输的生物安全；既有生物安全流程上的细化，又有硬件上的改善。当然更重要的是生物安全的理念，在严格执行生物安全规章制度的基础上，要强化生物安全的理念，人人都要有生物安全的意识，这样才会自觉地做好生物安全工作。另一方面，针对非瘟的硬件条件改善也很重要，从人员洗澡、隔离设施，到进场物品的高温、熏蒸处理设施，以及车辆的洗消设施都很重要，洗消后的车辆要做检查、做测试，确保效果。另外，公猪站都配有自己的PCR实验室，对每天的精液进行疾病监控（包括非洲猪瘟）。应该说，全公司从硬件上、措施上、流程上都更加强化了生物安全的理念。
育种是一个长期的工作，不可能在短期内培育出抗非瘟的品种，因此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抗病育种及提高种猪适应性的工作。但是抗病育种是很难的，首先抗病没有可直接度量的表型，不能度量就不可能有改进。可度量的性状，我们要求测得准，例如生长速度，可以通过称重获得；料肉比可以通过自动喂料器获得；肌肉、脂肪、骨头的占比及肋骨数可通过CT扫描计算获得。这些性状可度量可选择，但是抗病性状在核心场是没有表型的。
从文献报道看，抗病性状有足够的遗传方差，可以做选择，只是表型难以获得。我们的兄弟公司CG美国（天邦是CG的股东，占40.69%）用攻毒的方法，人为发病获得表型，再做全基因组关联分析，通过基因组选择做抗病育种。史记在CG全球联合育种的过程中，自然地共享了他们的基因组抗病信息。基因编辑是培育抗病猪的有效手段，许多科研院所已有成功的试验例子，但离培育成功一个其他性状也优秀、特别是遗传稳定的群体，路还很远。基因编辑在动物育种上的应用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。欧盟已把基因编辑纳入转基因的审批渠道，美国还没有明确的规定，但已放行了一个植物产品：基因编辑蘑菇。我国对基因编辑也还没有具体规定，但史记有全球联合育种的优势，未来政策开放，史记有这个实力进行基因编辑的技术研究。
建立公猪站PCR实验室，确保每日送出猪精安全
爱猪网：在引种的非瘟防控上，您对猪场有什么建议？
傅教授：引种方面的建议，首先是来源场要健康。引种必须要做检测，可以看对方的检测报告，这取决于双方的信任程度，需要时也可派人去对方场采样（哪怕不能进场，也可视频采样），做主要疾病的检测，判断猪群的健康状况。
引种的第二大风险是运输。首先是运输车辆，车辆必须彻底清洗、消毒、干燥，非瘟环境下还要烘干，然后采样检测，通过后才能放行。车辆确保无菌后，就要注意运输过程中的风险，运输的路线、时间（交通高峰期风险也更大）都要策划好。运输中途停车会增加被污染的风险，也会增加闷热致死的风险（特别是夏天运猪），所以要尽量避免途中停车，特别不允许停车吃饭。
另外，种猪引进后要有隔离和适应的环节。隔离是为了防控种猪、车辆、及途中的感染而带病毒，适应是为了引进的种猪与原群体在健康状况、免疫水平上的平衡。两者的目的不同，措施也截然相反。隔离要求引进群体与原群体完全切断，不允许有人员或物品的交叉，要把引进群体当作是携带病原的猪群，直到送样检测结果证明引进群体是健康的。相反，适应或驯化是需要两个群体的接触，如通过原群体的饲料、猪粪、甚至淘汰猪等，让引进猪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原群体。根据猪场的健康状况，适应或驯化有时也包括对蓝耳病和PED的驯化。
爱猪网：长期以来市面上的种猪、猪精质量良莠不齐，养猪企业在选择种猪和猪精时也有许多惯有性能、质量、安全方面的考虑，在您看来养猪企业在选择种猪、猪精时应该按照什么标准？
傅教授：选择种猪和猪精的重要标准是健康和性能，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。前面已提到过种猪的健康检测，精液也要做检测。例如史记生物的公猪站，每月会对公猪做检测，每天会对精液做蓝耳病、PED及非洲猪瘟的抗原检测（每个公猪站有自己的PCR实验室）。精液影响面大，必须确保阴性，确保每天送出的猪精是高健康的。天邦旗下汉世伟集团的几十万头母猪，使用的精液全来自设在外部的公猪站，多年前就在每个公猪站建立了PCR实验室，每天的精液都是在病毒检测阴性后才放行的。
确保健康后，还需要考虑的是性能，种猪（包括精液）的性能一般通过种猪公司及公猪站提供的信息，当然直接或间接的使用经验更重要。不同的养猪企业有不同的需求，要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需要的产品。
以前我们规定，TOP50%的公猪才能进到公猪站，今年的要求是TOP30%，随着测定量的加大，今后会要求前20%、甚至前10%的公猪进入公猪站，目的是为了降低商品猪的饲养成本及提高生产效益。
使用CT测定技术，应用大数据协助育种工作
爱猪网：大型养猪企业对效益的追求导致价值育种成为趋势，在育种方向上更关注料重比、PSY等关键性指标。您认为当今育种的难点在哪里？
傅教授：之前提到的抗病育种是难点，性状难以度量，没有度量就没有改进，加上抗病性状遗传方差小，改进难度大。疾病对机体或多或少都有影响，很少有绝对的抗病，也许把抗病称为适应性或疾病的耐受性更好。肉质性状也很难活体度量，改良也难。另外，许多性状之间有拮抗性（负相关），难以同步提高，也许可以通过专门化品系的选育，把相拮抗的优点组合到商品猪上。
决定遗传进展的要素有：遗传方差（通常难以改变）、选择的准确性、选择强度、世代间隔。其中最难把握的是选择的准确性，影响选择准确性的因素很多，不断提高选择的准确性是育种工作的关键，也是育种工作的难点。
爱猪网：我们了解到史记生物的核心场、公猪站有在应用一些例如大数据、基因组育种等先进的技术，您可以介绍一下史记生物在育种方面具有哪些优势吗？在育种方面的研发投入有多大？
傅教授：研发投入我目前还不能说出个准确数字，因为涉及面很广。但是说到育种优势，我可以总结几个方面。首先是大数据育种，大数据来自个体测定的数据、亲缘个体的数据、环境影响的数据、杂交后代的数据、屠宰场的数据、分子标记的数据（50K芯片）、CT扫描的数据（每头猪约3G）、以及来自生产管理系统SAAS的数据。
其次是基因组育种，基因组育种对于早期选择、表型数据滞后的母系品种的选择、以及难以获得表型的抗病性状、肉质性状的选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，史记生物在上述领域都在应用或尝试应用。
我们的另一优势是CT测定，使用CT测定技术的公司目前全球有三家，我们是其中之一。我们有两台CT测定设备，一台在池州核心场，另一台在贵港核心场。CT测定的难度在于要开发相应的软件，史记生物已经开发了自己的测定软件，并申报了发明专利。CT测定的信息量很大，我们还在继续研究，争取挖掘更多的可利用信息。
另外，我们也在开展一些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研究，如简化基因组重测序项目；又如整体基因组项目，我们将对贵港核心场种猪开展多组学的分析，研究猪基因组与微生物组/代谢组之间的关系，寻找整体基因组的性状选择方法（基因、通路、网络）。
CG在猪育种方面采用了全基因组选择技术，科学构建基因组亲缘关系矩阵，从而极大提高了选择的准确性。
经大群体（1100）头攻毒实验，获得了疾病耐受性的表型数据，从而展开全基因组的抗病育种，并取得了显著效果。
爱猪网：据了解，史记生物通过整合天邦旗下各种优质资源，为生猪养殖企业提升提供整体解决方案，你认为这种综合方案对养猪企业有何益处？对比行业其他同类方案，史记生物的方案又有何优势？
傅教授：史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天邦股份重新组建的一个新公司，于今年1月18日在南京国家农创园挂牌成立，新公司由天邦的疫苗生产、猪病检测、生物技术、遗传育种、猪精及冷冻精液等板块整合组建而成。史记生物的成立，技术力量更加聚集，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、全方位的服务。养猪生产涉及的面很广，如场址选择、设计和建设、环保工程、饲养管理、饲料营养、健康方案等等，史记生物正在建立以上各方面的服务能力，希望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、全方位的服务。
（来源：爱猪网）